tiktok法案表明美国在进一步放弃自由主义信条，回归到现实主义|保守主义|tiktok-欧洲杯足彩官网

从特朗普主义的兴起，到今天拜登的各种对华政策，最近的两位总统对国内问题的政见之争虽然宛若仇雠，但是在对华关系上都在回归现实主义，只是路径和配速不同而已。

（一）当地时间3月13日，美国众议院以352对65的高票，通过了针对tiktok的《保护美国人免受外国对手控制应用程序侵害法》（protecting americans from foreign adversary controlled applications act，以下简称tiktok法案），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对一款外国产品，动用最神圣的民意代表机构去采取措施。如果在接下来的参议院表决中通过的话，字节跳动就要在165天内剥离对tiktok的控制权，否则该法案将要求各大应用商店下架tiktok。

美国国会和新闻界最近四年围绕tiktok的很多争议，的确也都是各国在自媒体平台监管中普遍存在的问题。自媒体平台给予大众一个前所未有的信息蓝海，但是也坏了人类社会中过去行之有效的信息生产、传播和管理规则，信息质量大幅降低，个人隐私受到史无前例侵犯，人们的信息获取无时不刻受算法的左右，这些问题在中国也存在，美国政界和社会上很多人提出的担忧和对策，客观上讲也值得中国人去重视。

不过这些都不是tiktok被迫出售剥离的原因，因为，即便是以后卖给美国任何一家公司，这个短视频app依旧存在上述问题，改变股权并不是消除问题的途径。tiktok被剥离的根本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是一家中国企业创造的科技产品，有可能（注意仅仅是“有可能”）对美国的国家安全造成威胁。

从去年3月的国会听证会，到几天前围绕tiktok的议会辩论，我们发现对这款科技产品没有好感的议员们，其实多数根本就没有用过它，也不知tiktok为何物，甚至连名字都不清楚，至少三名议员称之为“tictac”（美国流行的一种薄荷糖的名字）；像北卡州的议员richard hudson这样的人，甚至会问出“登录tiktok是否需要用wifi”之类让人啼笑皆非的问题；在周受资屡次证明自己是土生土长的新加坡公民时，还有人追问他是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宛如鸦片战争中，满清君臣的：“英吉利是否与俄罗斯接壤”，“轮船是否系用牛拉”之问，其闭目塞听也是令人咋舌。

其实tiktok是一个由管理上非常国际化的企业研发的，并完整接受美国监管的科技产品。tiktok母公司字节跳动的60%股权由凯雷投资集团（carlyle group）、泛大西洋投资集团（general atlantic）、海纳国际集团（susquehanna international group）等美国投资机构所持有，五人董事会里面有三名是美国人；tiktok的数据存储放在美国，由一家名叫甲骨文的美国公司负责管理，并且赋予该企业对源代码的审查权，此外还接受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监察。

（字节跳动的股权结构和董事会架构，图片来源：第一财经网）

但是tiktok的这些做法依然洗刷不掉它的“原罪”，美国的议员们根本没有兴趣了解这些技术和管理细节，他们会先入为主，想当然认为tiktok是有罪的、邪恶的。发起这个议案的人，只需要不断地将tiktok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画等号，把它贴上国家安全的标签，编造一个红色恐怖的叙事（诸如华盛顿州议员mcmorris rodgers的 “这是国外用来监视操纵美国子孙后代的武器”），这个法案就可以轻轻松松以闪电速度通过。

到头来人们不禁发现，国会议员们群诛tiktok，跟最近一些民企在国内遭遇的舆论困境是不是很相似呢？只要是激化大家的民族主义或国家安全焦虑，就可以博取多数人的共情，就可以占据道德和政治的最高点做出审判，以模糊的证据说辞决定一款在美国运营最成功的外国科技产品的命运。

（2023年3月23日，周受资在美国国会接受议员质询）

这不由得让人产生疑问：美国是否违背了自己一贯主张的经济自由主义原则？违背了自己一贯主张的政治科技分离，反对泛政治化原则？违背了自己一贯主张的科技无国界原则？是否又回归到自己过去所讽刺的现实主义、民族主义、保守主义了呢？当然这不是美国的第一次，早在1990年前后日本崛起的时候，就有类似苗头，只不过没有当下这么明显而已。

（二）新自由主义自1970年代兴起以来，构建了一套解决全球国内和国际发展问题的叙事：市场化、民主化是国家能够持续发展的唯一途径，自由主义可以公正化解国际间的矛盾冲突，全球化可以让世界紧密连接而不可分割，彻底消灭战争的危险。这就是米尔斯海默在《大幻想》中批判的“民主和平论”、“自由制度主义”、“经济相互依赖论”。

尤其是美国成功地塑造了其自由主义灯塔的形象，让世界上的很多人们觉得它可以抛弃一切政治偏见，公平、实事求是地处理经济纠纷，并且它有足够的善意帮助其他地方的发展。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们希望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也这样做，这样就可以一劳永逸解决人类的不稳定和贫困落后问题了。

不过我们发现，新自由主义构建的全球化大同，与当年苏联布尔什维克党人构建的共产主义大同有异曲同工之处。他们都是认为相同的政治制度，以及超越人性的理性是解决社会问题的万能解药，可以化解民族问题、经济分配不均衡问题、国际矛盾等等。

但是无论共产主义大同，还是自由主义大同在现实面前都纷纷碰壁。先拿中国与苏联关系来说，在中国革命获得胜利之前，两国共产党人都认为，中国的反动统治阶级和社会制度差异是两国矛盾的主要诱因，只要中国革命胜利了，两国基本矛盾就消解了。但是事实证明，即便中国虔诚地学习复制苏联的制度，苏联也不能接受中国的迅速强大，所谓的国际主义原则、平等原则都抛之脑后，迅速用霸权主义方式对待新崛起的中国。

当下的中美关系也是这个逻辑。美国希望用自由主义改变中国（乃至整个发展中世界），然后作为获得中国市场的敲门砖，但是中国企业想用自由主义敲开美国大门就行不通了。当中国落后时，的确很多美国人真诚希望中国摆脱贫困，希望中国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好起来，但是美国对自由主义经济世界秩序或全球化的接受范围，仅限于中国当做美国的代工基地，或者价值链的下一端，显然不能接受中国作为价值链平行者，甚至取代者的角色出现。

（反对tiktok禁令的美国团体，在国会大厦前表达自己的看法）

（三）因此，尽管新自由主义在过去三十年很大程度重塑了全球经济和思想意识形态，极大促进了世界的经济进步，但是我们看，随着全球化深入和国际力量对比的根本变化，斯蒂格利茨、米尔斯海默等反对者们的批评开始应验。

tiktok法案只是美国在抛弃自由主义理想主义的一个里程碑而已。五年以来，美国已经以“国家安全”为由对1000多家中国企业采取禁止进口、投资和技术交易的措施，包括上周新纳入制裁名单的振华重工，理由是它生产的起重机可能危害美国港口的网络安全；此外，比亚迪、宁德时代这样的完全民营的科技公司，也上了影响国防安全的“实体清单”，可以说已经到了杯弓蛇影、草木皆兵的地步。

无论是tiktok，还是比亚迪，都是几十年来中国人遵循美国倡导的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准则成立发展起来的企业。它们股权、管理、研发、市场国际化，他们都是新一轮全球化中，成长起来的令人尊重的企业（比如，tiktok尽管在美国受到打压，但是利润三年来仍然增长了4倍）。但是他们一旦与美国龙头企业产生竞争，甚至主导美国市场的时候，就可以发现，美国社会并不能接纳他们，尊重他们的进步，而是用政治的标签去阻止他们，打压他们。

显然，美国在面临中国崛起的竞争，越来越背离新自由主义经济全球化叙事，科技不再是无国界，贸易不再是自由化，生产不再是全球化。并且对国内的干预也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推出产业干预政策，越来越习惯对国内企业发出禁止性行为，越来越干涉本国企业的投资、交易，不再完全尊重市场的基础性作用，而是强调国家利益最优原则。

所以说，这个世界在变，这个世界因现实力量对比的剧变而变。美国在迅速抛弃它的自由理想主义，回归现实主义，回归到利益优先，而规则其次。从特朗普主义的兴起，到今天拜登的各种对华政策，最近两位总统对国内问题的政见之争虽然宛若仇雠，但是在对华关系上都是在回归现实主义，只是路径和配速不同而已。

不过，还有相当多的华人和中国知识分子仍然相信过去的那套自由主义的叙事，认为所有经济冲突，美国都是被迫无奈的，是美国遵守规则而对方不遵守规则，美国施加惩罚是维护全球的正义法则。tiktok议案表决前，前参议长佩洛西在国会大厦前接见了支持法案的团体，他们都多数是东亚人面孔，诡异的是，反对这项法案的抗议者多数是白人面孔。

但无论我们是否承认，是否已经感觉到，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都不得不提醒中国的知识、商业和政界精英，应该意识到冷战后延续了近三十年的世界发展轨道变了，那么，中国人该去怎么做，才能促进国力的进一步提升呢？以及随着各国现实主义的愈演愈烈，国际公平正义会不会倒退，全球社会会不会分裂失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