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是种奢侈品，一般人很难拥有它|康德|哲学|现代性|启蒙运动|轴心时代-欧洲杯足彩官网

思想是种奢侈品一般人很难拥有它

文：千字君 编：大宛、陈磊刚

面对历史的蒙昧，我们常自诩为“现代人”。我们有属于自己的“现代文明”科技文明，飞天探月也不在话下；我们有属于自己时代的现代生活：智能手机须臾不离；互联网让人足不出户就能享受最便利的生活……

然而，妨碍我们成为一个 “现代人”的往往也正是物质的繁盛：

◎消费文化，让我们过于追求感观的愉悦，忘记了人之为人的本质何在；

◎沉迷在科技和信息爆炸的“现代性的幻想”里，却忽略了“现代”来自于人的觉醒和理性的启蒙；

◎社会秩序和各种思潮变幻无定，让我们来不及思考，以至一叶障目。

我们目光被现实的焦虑牵引，眩惑于生活的表象，很难再保持清醒的洞察。很多人只是活在现代物质文明的躯壳里，不知“人”为何物，何为“现代”，遑论“清醒”。

器物层面的文明，虽然是现代文明最绚丽的“景观”，却只是文明的最表层。相比之下，思想才是永远的奢侈品。

黑格尔说，一个民族需要仰望星空的人。一个族群如果没有现代思想的共识，没有那些有智识、有余力去关注思想、阅读经典的人，只会在痛苦的泥淖里迷惘不前，陷入“现代化的幻象”。

因为只有思想，才可能让我们清醒地认知世界、理解文明的深层逻辑。而要想成为“一个清醒的现代人”，必须从思想上越过三道坎。

第一道坎：认识自己

什么是「人」该有的样子

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首先得了解“人”：认识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源，知道什么是人该有的样子，也就是就是认识自己。这也是当下我们首先面临的问题——

比如人们只热衷于追求“有用”，不问是否“应当”；知识增加，信息爆炸，人们却更不知道如何取舍；知识精英擅长传授“知识的力量”，却极少传讲“良知的方向”；大学中培养的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更可怕的是，人们用科技发展出来的军事力量，不断摧毁着自己创造出来的文明，在文明辉煌的成就中展现出自我毁灭的倾向。一千多年历史的巴米扬大佛，历经多次劫难而幸存，却在本世纪之初被人类自己的炮火任意摧毁。

那么，对于我们自身而言，生而为人，到底意味着什么？财富、知识和地位……应该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回到我们思想传统的开端，公元前500年前后的“轴心时代”。

◎对人的本源的追问，奠基于自轴心时代的突破。

那个时代，世界不同区域的思想家们，不约而同地开始思考有关“人”的根本问题：老子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犹太旧约说，敬畏上帝是智慧的开端。古希腊德尔菲神谕说：认识你自己！

这是人类第一次追问“生而为人”的终极意义。在这一追问的基础上，人类完成了文明的超越和创造性突破，普适性的人文思想和宗教就此奠基，从一个共同的起点出发，开启了各大文明延续两千年的思想传统。

但是，我们今天还能从先哲们那里，探知人的本源、认识自我吗？毕竟轴心时代已经与我们相去两千余年。

▲《雅典学院》，图源：《文艺复兴大师系列》

◎对人心灵世界的认识，我们从未超越轴心时代哲人们的洞见。

我们从没放弃过从轴心时代汲取营养和思想资源，尤其是在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如何认识自身，如何用道德和信仰面对世界。

众所周知，组成西方现代文明里的两大传统——哲学理性主义传统和宽容、仁爱、同情他人的道德信仰传统——就源自轴心时代的两希文化，希腊文化和希伯来文化。

理性让人类大胆地探索经验世界，发现科学真相，促进技术进步；信仰让人类懂得敬畏“内心的道德律”，警惕、悲悯人性脆弱、幽暗的现实。

而且，在这些问题上，我们的认知，不但没有超越那个时代先哲的洞察，甚至更为轻率。

但是，轴心时代大多数哲人——就像佛陀，我们从他的思想中找不到任何神秘因素；甚至认为，寻找一种绝对的确定性是不切实际、不恰当的——就如苏格拉底，他的追问总会让人开始重新审视已经习以为然的一切理念，这恰恰是当下的我们最为缺乏的。

◎在相似的危机中，重新回到对“人”的关注。

轴心时代的先哲，为什么那么关注“人”，关注人的道德和信仰？这个过程，其实是在直面那个时代的痛苦，从而在暴力和战乱的威胁下，完成了思想的超越。

现代科技文明虽然极为灿烂，但社会竞争上的丛林法则、战争和暴力的阴翳、道德理想的衰微，同样一直如影随形。

历史学家威尔·杜兰特的史诗巨著《文明的故事》讲到中国思想的未来时，曾说：：古老的东方亟需寻回轴心时代的文明遗产，以填补他们在信仰上的空白……（第一卷《东方的遗产》）

在面临着相似的社会危机时，亟需我们重回轴心时代同情、博爱、仁慈的道德伦理认同，思考先哲关于人本身的关注和洞见，学习如何在现实生活中提升对同情的特殊追求。

就如阿姆斯特朗在《轴心时代》中所说，人类具有改进自身的能力，通过对理想原型的模仿，追求一种理想的状态。只是今天我们把对理想状态的追求，用在了追求时尚、明星偶像上去了。轴心时代的先哲所教导的，正是在告诉我们如何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去认识内心深处的理想原型——自我。

第二道坎：运用理性

走入「现代性」的启蒙

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必须要理解什么是“现代”，或者说是什么带来了现代文明，是什么塑造了我们的现代世界。

我们生活在现代社会，却并不一定足够“现代”？因为很多时候，“现代”不是一个指示时间的词汇，而是一个社会文明发展程度的度量衡：现代性的展开，现代秩序的诞生，都与人的“启蒙”和启蒙运动息息相关。

我们经常能看到这样的现象：

未经证实的流言就可以引起民众的恐慌，甚至蜂拥囤货；不时有接受了现代高等教育的大学生陷入传销组织的新闻；当一个社会现象出现的时候，网上却少有理性讨论，多是情绪的发泄和语言攻击……

这些发生在当今社会的事情，决不是“现代”的表现——而是相反，甚至就其蒙昧而不自知来说，几乎与数百年前的“封建”时代并无不同。蒙昧无关乎知识的多少，而来自于启蒙的缺失。什么是启蒙呢？

可以说，对现代的追求来自于启蒙运动。如果说轴心时代塑造了人类的人文、信仰体系的基本形态，那么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则直接促成了“现代世界”的诞生——世界开始祛魅，文明走向理性。

启蒙运动本身就隐喻了“光明”的意象。启蒙哲人希望用光明来驱逐黑暗，通过宣扬真理、揭穿谬误、树立自信，来传播理性和批判思维，让光明普照，来驱逐愚昧、守旧盲从、专制和偏执。

正如一位启蒙哲人所说：阴影的中心从未像如今这样稀少和微弱；哲学大踏步前进，光明如影随形，伴随左右。

现代性的独特品质也随之确立：怀疑主义，追求科学，推崇理性。到启蒙运动后期，就连各个基督教的教派也都接受了理性主义的启蒙价值。

卢梭、伏尔泰、康德等启蒙巨人早已进入大师的殿堂。他们塑造的“现代性”在全世界高歌猛进，甚至成为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标尺”。

▲启蒙时代的法国文化沙龙

走入“现代”所最需要的理性主义，尤其为启蒙所强调。启蒙运动达到高潮的时候，康德《对“什么是启蒙”的回答》对启蒙做了盖棺定论式的定义：启蒙就是敢于运用自己的理性，从自我导致的不成熟的状态中觉醒。

是什么让我们陷于不成熟的状态呢？因为我们惯于希望有个人能给我们发号施令，有精神导师能直接给我指导，有书能直接告诉我们答案。

但是，启蒙则要求我们自由地做出决定——每一个人都有公开运用理性的自由。人的这种自由的精神，才能让我们走向理性，摆脱蒙昧的不成熟的状态。

人的自由，这一“现代文明的核心”被启蒙运动清晰地点明。这一思想释放了人的活力，让每个人自尊自立、认识世界；现代思想中的批判性思考和纠错机制，“形而上”的信仰追求，求知求真求新的学术传统，全都源于个人自由精神。

“何谓启蒙”的呼吁，更是近百年来，中国现代化之路成为每个转型时期都要面对、要追寻的问题，正如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的现代化叙事，便被形容为“救亡压倒了启蒙”“未完成的启蒙”。

而当下面临的种种“现代”问题，同样很大程度上源自上至知识精英下至平民百姓对启蒙的片面理解。

◎只重视法兰西启蒙，忽视苏格兰启蒙

启蒙运动虽然是一个整体，但启蒙思想所指明的现代化路径却很多样，甚至天差地别，可以总结为两种——法兰西启蒙和苏格兰启蒙。

法兰西启蒙更加强调人的理性，批判君主专制和等级社会，批判宗教狂热，他们建构的未来社会图景，最为重要的是自由、平等和宽容，后来演变为“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口号。

我们熟悉的很多现代社会理念，都来自这一思想倾向，诸如：理性和意志是衡量真理的尺度；大众的民主权威，高于个人自由和宗教伦理；自由就是砸烂所有“制约人类天性的枷锁”，平等就是消灭一切“等级差异”……

这种启蒙思想，虽然对现代启蒙有重大贡献，却也带来了法国大革命的腥风血雨，在“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下多少人被无辜滥杀。后世以法国启蒙为原型的现代化，也常常走向理性、人道的反面，将人间变成了修罗血狱。

而苏格兰启蒙运动以休谟、斯密为代表，他们认识到理性对社会变革方面的局限性，并不一味强调对理性的建构，对现代怀着“保守主义的审慎”。他们认为，应该尊重社会既有的习俗和习惯，未来社会的基础是市场、法律和道德：

社会是新陈代谢的生机体，制度源自人的互动，而非理性设计；伦理习俗具有超越科学的神秘权威、复杂智慧，不能被人的权威淹没；自由的边界是私产、自愿和契约，否则就是放纵；真正的平等是人格、权利的平等，不是天赋、结果的平等……

苏格兰启蒙也由此确立了英语国家“现代化”的转型路径——宗教社会、有限政府和市场经济。

▲爱丁堡的休谟雕像

面对这两种启蒙精神，近代以来中国的知识精英群体，大多对法兰西启蒙深深着迷，而全然忽视了启蒙运动中的苏格兰启蒙。他们怀着浪漫激情，鄙视宗教习俗，追求“无秩序的自由”，宣扬“无信仰的理性”。

◎转型中的反启蒙倾向：反对专制，却热衷于编织奴役大众的乌托邦。

我们将enlighten译为启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启蒙的误读。按照汉语的理解，启蒙很容易理解成，向未蒙昧的民众和幼稚的孩童灌输知识和真理。那么，知识精英对于民众便有引导、监护之则。

殊不知，这种观点正与启蒙背道而驰。康德对启蒙的定义里明确指出，启蒙就是要摆脱受监护的状态，摆脱对监护者的依赖，勇敢而自由地运用自己的理性去做思考判断。

于是，启蒙反而促进了反启蒙的展开。以民众的监护人自居的知识精英，出于现实政治和变革的迫切需要，只不过把启蒙的口号当成一种现成的思想符号或工具，热衷于号召民众。民众也只需跟随，不需要自由理性。盲目追随的群众越多，似乎“启蒙”的成果越大。

就如著名哲学教授邓晓芒所说：一部分启蒙思想家按照同一个“启蒙”的逻辑而走向了大众崇拜甚至愚昧崇拜的不归路，以新的造神运动来“启”群众之“蒙”，让群众陷入幼稚就是美、盲从就是力量、愚蠢就是“觉悟高”的幻觉。

彼得·盖伊《启蒙时代》中写道：“今天与18世纪没有什么两样：世界需要更多而不是更少的光明，纠正启蒙思想缺陷的途径不在于回归蒙昧主义，而在于进一步的启蒙。”

因此，成为一个现代人，清醒地理解现代性，追问“什么是现代”，需要我们重新回到启蒙，深入到启蒙的精神本质。就像康德认为的那样：人要求把自己当做一个成人，一个能够承担责任的人。

第三道坎：人间「清醒」

洞察现代性危机

第三道坎，是明了如何才能在当下时代变得“清醒”。现代人的“清醒”，是建立在对自身处境的洞察之上的。我们该如何洞察所处的社会，立足的世界？又面临怎样的情境和危机？

没有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没有对当下社会的反思能力，自然谈不上清醒，最终只会——道德信仰、良知、灵魂的方向彻底丧失；消费主义、实用主义大行其道；技术进步以铲除人文关怀、将人变成工具为代价……

现代化的过程、理性的发展，不应该让我们更加清醒吗？韦伯对此有最好的说明。他认为，启蒙思想中的理性主义激发了现代的变革，塑造了我们的现代世界，带来了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但也带来了现代化的弊端：

个人心灵的危机：我们的精神世界不再有可依凭的基础，从而产生了精神危机。终极而崇高的价值和传统信仰的力量，随着现代化的“驱魅”而隐没。科学为代表的工具理性，瓦解了传统宗教赋予我们的价值理性。

社会政治的困境：讲求效率和分工的社会，日益将我们变成社会这个庞大机器上的一个零件，从而“非人化”，由此，社会秩序反而成为了一个“现代的铁笼”。

就这样，现代化的进程，带来的不是清醒，而是迷失：心灵的危机，让人抛弃了神性；社会秩序的困境，又让人文关怀逐渐远去，剥夺了人性。正如韦伯的这句名言——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理性化、理智化，尤其是将世界之迷魅加以祛除的时代；我们这个时代的宿命，便是一切终极而最崇高的价值，已自公共领域隐没……

▲马克斯·韦伯

现代化的“迷局”，本就是世界的普遍问题，就中国的境况而言，想要清醒更为困难：我们面临的危机和困境，还混合着更加复杂的历史背景。

近代史上发生了两次试图清醒的努力——五四新文化运动，和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两次都伴随着急迫的现实目的和社会需要，“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实用主义的态度，反而让人疏于反省更深层次的文化心理问题和人性问题。

尤其是80年代文学、哲学、艺术各领域都在学习现代文明数百年的各种思想派别，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现代与后现代等纷繁复杂的现代思想，都被一股脑地吸收过来。

未完成的启蒙与互相对立的现代思潮一同涌入，交织往复。理性主义尚未扎根，又面临着后现代的解构，全球化多元价值的冲击。缺乏时间的积淀和反思，让人对自身的道路更难有清醒的认识。

然而，我们何以清醒？如何去面对现代性危机，以及当下独特的困境？

▲80年代艺术领域的思想解放运动，89年中国现代艺术展

刘擎有过一个总结：人类因为理性而伟大，因为知道理性的局限而成熟。我们应该把理性看成一种怀疑、反省和批判的能力，而不是掌控一切的能力。这是一条与主流启蒙理论不同的思想资源，在1789年后的西方现代思想的多元线索中持续展开：

从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思想中，以审慎和批判的态度，质疑那“理性能够认识一切、规划一切”的独断论；到哈耶克的“理性的自负”——都是这样一种试图保持清醒的警惕。

一个清醒的现代文明，必须“让人活得像一个人”：既有人性的进取、创新和自利，又有神性的正义、契约和悲悯。

一个清醒的现代人，必须追求自由和理性，同时警惕工具理性对人性的解构，坚守“秩序下的自由、信仰下的理性”，找准自己的坐标。

今天纵观人类思想史，悲观者难免生出“今不如昔”的错觉。如果是这样，我们更应该理解古今之变的本质，成为一个清醒的现代人。因为，对思想史的理解程度，决定着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精神上限；阅读思想史，也决定了一个人做人的底线、获得个人幸福的下限。

就像罗兰·斯特龙伯格在《西方现代思想史》最后提到的：沉湎于过去，可以逃避当下的沉沦时代。在这个思想乐园中，可以稳稳当当地对付逆境。这是我们未来生存而寻访前人思想和言论的主要理由。